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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宪法已采取列举的方式界定全国人大的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职权是完全清晰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党对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统一部署，是为建立统一而有权威的反腐败机制，以有效地控制公权力为目的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对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将发挥重要作用。从宪法发展的经验看，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经过宪法修改才能弥合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缝隙，宪法解释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与途径，有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面，宪法学习惯于定性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的、实证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同时，为配合修宪工作，学者们介绍了国外宪法发展的新动态，并通过比较宪法学的研究，为宪法修改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体现了宪法学的学术使命。自1983年以来，中国宪法学界每次均组团参加世界宪法学大会、国际宪法协会执委的圆桌会议，积极参与国际宪法协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不断扩大中国宪法学界在国际宪法学界的影响，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同和接受。除2007年因《物权法》草案所引起的大讨论之外，宪法学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对话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宪法学与刑法学的对话 不仅有创新与部门法交流机制的需求，同时也有将宪法价值引入探讨刑法学知识体系的内在驱动力。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后，围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私法、教育权的宪法救济、宪法与司法关系等问题引发了学术争议。

随着宪法第44条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实践性命题。宪法国际化与国际组织。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1981年12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的决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指出国务院机构改革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并引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2004年9月19日，执政党在其历史上第一次发布关于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在该决定中明确提及反腐败的重要意义和目标：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后者是一种狭义的协作治理。在三部法律颁行前，并无有关设定的明文规范，中央和地方（可以直至乡镇）行政机关随意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甚至其他规范性文件创设处罚、许可、强制的现象比比皆是。

但是，它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且更多是在行政自我革新中而不是在立法、司法中发挥作用。合法性原则的简单含义就是行政必须合乎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行政职权合法、行使职权主体合法、行政行为的形式、内容和程序合法等。

不过，以单行立法来确定行政复议的可得性，与行政审判的早期运行存在类似的缺陷。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限上作出了相对界分，划出法律保留区法律绝对保留区法律相对保留区（其中事项可授权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这就是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依法行政纲要》）。这些权力或来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来源于政府的协议委托，或来源于权力行使者与相对人的基础性合意，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权力行使者与相对人之间存在不对等的支配关系，而且往往是长期存在的。

而根据2013年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行政复议的公众知晓率和信任度不高，也是放在首要位置的问题。该条例还重申企业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和侵犯。然而，政府应当是有效率的要求，在许多时候并不像只要记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就能选择一条捷径那样简单，也不像A方案比B、C方案要少花钱，却可以达到同一目标X，所以就选择A方案那样容易计算。从法律体系的角度观之，其需要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多个部门法的协同努力，而绝不仅仅是刑法一家之事。

该法对人民寻求政府侵权损害救济提供了更具普遍性的程序和实体保障，只是因赔偿范围窄、标准低、程序难而饱受垢病，并被戏称为国家不赔法。决定者与决定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于是，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应运而生，其主要分为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个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无论是基于个体需要，还是基于推动政府开放、接受人民监督的考虑，向政府提出各种信息公开的申请，有些是令政府颇感棘手的。

早在《行政诉讼法》（1989年）颁布之前，国务院作为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就多次发文明确国营或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利。第一，就具体领域特定事项 行政法不仅应该考虑政府简政放权的必要性、可行性，以界定正当合适的政府权限，也要考虑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良性机制。1992年，国务院再次出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权利束给出了明确的定名：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劳务定价权、产品销售权、物资采购权、进出口权、投资决策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联营兼并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设置权以及拒绝摊派权。2012年，国家赔偿法得以修改，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皆具重要意义的最大亮点是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在范围和标准上也略有改善。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部法律正式地、全面地建立了人民向法院请求制止或惩戒政府不法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制度。

政府在其中扮演主导或支配角色的传统治理，正在发生转型。公众参与，是政府重大决定过程的开放，是为了保障人民多元化的利益和呼声为决策者所知、所虑。

此后，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1988年4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1993年3月22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1998年3月10日）都提及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都以大同小异的表述方式指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和提高效率是政府机构改革持续不变的目标。此后，2004年，中国行政法迎来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这样的行政程序法，只是如上所述，在行政立法、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为类型上，制定了相对具有统一性的规则。行政法一般原则的功能在于，在法律规定抽象、含糊或者缺位的情况下，它们可以赋予抽象、含糊规则以具体的规范性要求，或者可以直接填补法律空白。

监察改革只是反腐深入进行的一个备受瞩目的事件，而值得关注的还有反腐从高层走向基层的趋向。并且，信息的缔造者和传播者都可以隐匿地存在，不像在现实世界发表那样容易被发现，从而增加了不负责任的行动可能性。没有一个人民可以起诉政府、由裁判机构审查政府是否违法的制度，是没有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可言的。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规划局诉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案[(1999)行终字第20号]的判决提到：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

引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始终牵扯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就是政府如何调整其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例如， 1983年的《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虽然还有政府计划痕迹，但根据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原则，授予企业拒绝计划外非必需生产任务、选购计划外的物资、自销产品、产品定价、申请出口等诸多权利。

由于《行政诉讼法》（2014年）明确将行政协议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故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将其解释为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而滥用职权标准很少为法院所用，并不能像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成为合理性原则得以适用的重要载体。

也许，用公共治理来解释和规范中国的现象，可能存在一种语境的障碍，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和2011年的《行政强制法》。

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日益走向开放的都市社会。然而，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政府放手让市场和社会释放出更大的活力，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较早以法律形式将广泛听取人民意见明文规定下来的，是1993年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然而，如同一艘巨轮掉头激起千层浪一样，中国也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危机和挑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则要求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此后，中国行政法学仍然借鉴域外理论，进一步吸收正当程序原则、比例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将它们作为一般原则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18年3月20日发布实施），规定了监察法宗旨、依据和原则、监察机关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内容。配套的或相关的规则还有《科学技术部关于请推荐清洁发展机制候选项目的通知》(2005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及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施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2010年发布，2017年修正）、《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管理办法》（2012年）等。

历史信息、档案信息、内部管理信息、过程性信息的公开。2014年，行政诉讼法之所以进行修改，就是因为行政案件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认识已经被立法者所接受。